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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讲台 商友敬 (第一辑前7部分)

(因为是实体书扫描,加之扫描仪破旧,扫描后虽经严格校对,但难免出错,敬请各位阅读时留意!谢谢理解!)

 

 

 

自序:

四十七年前,“大跃进”的年代,我鬼使神差地被推上了学校讲台,后来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不合时宜的话

,不久就被赶下了台。
二十七年前,“拨乱反正”的年代,我又被拉上了讲台。这真应了那句名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得行。

”可笑的是至今已近古稀之年,还没有被赶下台去,所以我只能自我解嘲地说:坚守讲台。
一既然是站在讲台,而不是舞台,我就不能戴上面具,不能唱别人编的唱词,我要面对自己的学生,说真话,说

心里话,说经过自己思考的话,当然也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既然是站在学校的讲台,面对的是年轻的和年老的学生(因为我目前还在上海老年大学讲课),所以我讲的主要

内容就是我个人的读书心得与体会,以期引发大家的读书兴趣。更高的境界则是讲台上下互动交流,有知识的融

合,有情感的共振,有智慧的碰撞,有理性的探讨·…”那就是对话的状态,是我们教师最理想的境界。
读了书之后能想,想了之后能讲,讲了之后能写,写了之后还能编成书,同更多的人对话交流。—这是幸福,我

必须珍惜这一份幸福。
苏东坡有一则小品《书临皋亭》:“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泪,重门洞开,林峦岔入

。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这“惭愧”从哪里来,是意识到幸福而来。所以

有几分幸福,就应该有几分惭愧。我应该怀着惭愧而又幸福的心情,坚守在这小小的讲台,我还要继续读下去,

想下去,讲下去,写下去。.是为序。  

 


商友敬      2005年5月10日

第一辑  说自己喜欢说的

1教师:在读书中生存

 

1922年8月6日,梁启超在南京东南大学(即今日南京大学)为暑期学校学员作演讲,题目是《学问之趣味》。他

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划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为‘趣味’的抽

出来,只怕所剩下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一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

,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当然,趣味有高低之分,梁启超本人认为最高的趣味是“学问之趣味”,

而“学问之趣味”又表现在下面四个方面:一是“无所为(wei ) ",就是视读书治学问不是手段,本身就是目

的,正如孩子的游戏一般,“为游戏而游戏,游戏便有趣;为体操分数而游戏,游戏便无趣”;二是“不息”,

也就是“有瘾”,把读书治学当作自己的本能;三是“深人的研究”,他说:“你只要肯一层一层地往里面追,

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四是“找朋友”,“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梁启超的这

一番话说到今天已有80年,还是新鲜、活泼、有趣味,也是我所崇信的。
最近我读了一本好书《阅读史》,是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写的,篇幅不短,有三四十万字,商务印书

馆出版。他虽然说的是西方人几千年来读书的历史,但其中经常穿插着自己阅读的经验与感受,所以读来并不枯

燥。洋溢在字里行间的,也是一种阅读的趣味,他实在是在用自己的趣味来引发读者的趣味。可惜的是他对东方

尤其是中国人的阅读历史缺乏了解,这也难怪,但我读了之后,觉得道理是相通的。
曼古埃尔在《学习阅读》一章中说:“在文字社会中,学习阅读算是一道人会仪式,一个告别依赖与不成熟沟通

的通关仪式。学习阅读的小孩借由书本之途径得以参与集体的记忆,熟捻此一社会的共同过去—每一次阅读,他

/她或多或少都会对此共同过去获得新知。”(见该书第89页)—这个说法很在理,其实我们每一个识字的人,

都是通过书本进人知识社会的大门的。只是有的人进大门就停步不前了,有的人人门之后还想深人其堂奥;有的

人进人某一房间角落找到了位置就不想动了,有的人到处游览,趣味盎然。我以为,既然进了这一知识的大门,

还是到处看看为好,不然的话,枉然来此人世一遭,太可惜了。
至于我们教师,也就是先行进人知识社会大门的人,由于来得早,当然也就有不引导后来者的责任。但是今日绝

大多数的教师,
犹如各个旅游景点的专职导游,每天接待、引领一批批游客,在自己设定的路线上走动,每到一处就背诵一大段

别人为他写下的解说词,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可是说来说去总是这么几句话,连自己都听厌了,最后把客人送

出大门,算是尽了一天的责任。而教师比“专职景点导游”还多了一道苦差事,就是最后要应付学生的考试,也

就是“游客”在听完“专职导游”过一次“考试”才能“出关”。
这就是说:在入了知识大门之后,都按例行公事的办法:读、抄、默、
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大家背、做题目,然后考试合格,
“放出去”,各寻生路。他们再也不能兴趣盎然地读书、思考、对话、探索、研究、深人到知识的堂奥之中,有

新的发现和新的创造。大家都成不了“读书人”,更不用说是“学者”了,因为兴趣索然了。
要改变这种状态,就我们教师而言,就是要首先进人“读书状态”。还是这位曼古埃尔先生,在他的《阅读史》

中引用了法国大作家福楼拜的一句名言:“阅读是为了活着。”其实这句话反过来说也行:“活着是为了阅读。

”几年前,我到北京去拜访九十高龄的张中行先生。他说:“我每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还活着,那就起来读读

书写写文章;第二天早上发现自己还活着,还是读读书写写文章。”这种生活态度真令人钦慕,但我们并不是做

不到,当然我们的书读得没有他那么多、那么透,文章更是写得没有他那么好。
我们教书的人,多读书,时刻不停地读书,这才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常识性的真理。可惜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教

师,除了教材和教辅材料之外,其他的书基本不读,这是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主张:教师要在读书中生存,要处

在真正的“读书状态”之中。这就需要我们时刻保持读书求知的兴趣。从搜求信息者的角度来看,知识只是别人

提供的无穷信息;从谋求利润的商人的立场来看,知识只是能够直接或间接获取利润的货色;从传道士的眼光看

来,知识或者是使人驯化的法宝,或者是使人“堕落”的“业障”……真正的读书人当然会超越这些片面的认识

和误区,走上追求真知的大道,吸引我们的只是知识本身的力量,推动我们的只是求知的趣味,其中的关键就在

于要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这才是区别真读书人和假读书人的惟一标准。


2重读经典

 

这个标题其实并不准确。“重读”,是以前曾经读过,现在再来读一遍,使自己得到更深刻的认识。我们这一代

人虽年过花甲,但究竟在年轻时读过多少“经典”?恐怕古今中外经典的书名是知道的,读却是没有认真读过,

所以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应该说是“补读经典”。
就说我们中国古代的经典吧,释道儒三大家,佛教有《大藏经》,只知道这个名字,别的不知道;道教有《道藏

》,也只知道这个名字。关系最密切的应当是儒家,《十三经》也只知道个名字,还在西安的碑林里看到唐代的

刻石;印在纸上的,说实话,没有认真细读过。退而求其次,就说“四书”吧,倒是读过,而且不止一遍,至于

理解,就差得太远了。有位年龄与我相仿的朋友说过一个笑话:他的老师年轻时很自负,说把“四书”已经背出

来了,被这位老师的老师骂了一顿,说“我连注都背出来的”,于是不敢开口了。这位朋友说:“我们这一代人

‘四书’是背不出了,只能说:这句话我好像在‘四书’上见过。”我想,我的“水平”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说,是不是有点妄自菲薄呢?也未必我们这一代人至少“毛选”是极熟的,“毛诗”也倒背如流,还有马列

的“六本书”,当年曾认真地读过好几遍,但不敢说“理解”,何以呢?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读书,而是把它们当

作宗教意义上的“经典”来“哮诵”,是抱着“一句顶一万句”的态度来读的
其实,我那位朋友的“老师的老师”把“四书”连注都背出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明清两代求功名的读书人都

有这套功夫,他们必须把朱熹的《四书集注》背得滚瓜烂熟,因为科举考试八股文的题目就出在这部书里面,它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考试大纲,不背不行呀。所以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不论说话还是写文章,用的腔调语气,都是

“四书”上的腔调语气,叫做“代圣人立言”这种口气,直至今日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我激烈地反对各种形式

的“读经”,不论是老人读还是孩子读,不论是读宗教的经典还是准宗教的经典,只要你是以膜拜的态度来读它

,就都是“误读”,都是对“经典”本身的裹读,都是对自己理智和良知的抑制和扼杀因为那是“跪着读”,我

们要站起来,以一个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的人,来与经典作家对话。不论他是什么人,我们在人格上在

思想上同他是平等的。我们就是要以这样的态度来“重读经典”。
过去,有许多经典作家和他们的名著,我们是在教科书上“读”到的,而教科书的编写者又把一顶顶帽子扣在他

们的头上。就以文学家为例:屈原是“爱国的”,李白是“浪漫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鲁迅可以加“伟

大的”甚至是“革命的”,其余的不能瞎加。外国作家也是如此,有“现实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现实

主义”还有“批判的”和“社会主义的”之分,“浪漫主义”则有“消极”与“积极”之分。说到哲学家则有“

唯物”和“唯心”之分,思想方法有“辩证”和“形而上学”之分。其他还有“进步”、“反动”,“革命”、

“反革命”之分。一切人都排,好了队,一切著作都贴上了标签。我们读书时,什么都没有读到,只读到了它们

身上的标签,而且就凭这些标签,我们居然还能教
把这些标签传承下去。十足的“买犊还珠”。
而真正地“重读经典”就在于剥掉这些标签,让我们与经典作
家和作品直面相对。我在“文革”时虽然身陷图图,倒也有真正读书的机会。上世纪70年代中叶,我偶然读到一

本陶渊明的集子,读着读着真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觉得他总是在我的身前身后恍恍惚惚地存在着

,似乎他已经把我解救出了精神的牢笼。又读了一遍《红楼梦》,也仿佛在听曹雪芹向我倾诉他自己的
鬓身世,觉得离他很近很近
也把他看作是同我一样的囚徒。最令人
撼的是重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我看到的已经不是一个悲情的
而是直接面对着那位伟大老人博大慈爱的心怀,他是专为一
砌受难者而存在的,却又绝对不是任何宗教的“通天教主”,他更
一个精神上的“爷爷”。至于在那个环境中突然得到一部罗曼
《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是怎样一种惊喜啊!如同一位比
过更多苦难的兄长来探望我一般……有了他们,我还有什么痛
一提呢?—这就是我二三十年前“重读经典”的真切体
可以说,没有这些经典,没有对这些经典的重读和与它们的反
复对话,我也许早就被那个时代“活埋”了。我是在“经典”
发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
经典读多了,会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吗?只会使人更加充实,也更加虚心,更加充满希望,

我想是不会拍也得到更大的
足。就在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我环顾书房四壁的藏书一笑:没有它们,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不禁莞一笑:没有他们,我活着又有什么意思呢?

 
3 读书为己

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我在十几年前读过,
最近又读到了它的新版,增加了四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曾国藩与
士大夫之学”》,读来很有兴趣,值得细细玩味。
}了曾氏《日记》(同治八年[1869年〕六月二十八日)
中的一节:“念余生平虽颇好看书,总不免好名好胜之见参预其间。是以无《孟子》深造自得一章之味,无杜元

凯优柔厌妖一段之趣,故到老而无一书可恃,无一事有成。今虽暮齿衰迈,当从敬静纯淡四字上痛下功夫,纵不

能如孟子、元凯之所云,但养得胸中一种恬
亦稍是自足矣。”—这时曾国藩五十九岁,以大学士名
义任直隶总督。一个人在功成名就之际,能说出这样坦率的话,颇
这里要解释一下所引孟子和杜预
 
《孟子·离娄下》中有一段话:
一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
(元凯)的两层意思: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
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杨伯峻先生在《孟子中译成语体文是:“君子依循正确的方法来得到高深

的造诣,就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自觉地有所得,就能牢固地掌握它I动摇;牢固地掌握它而不动摇,就能积

蓄很深;积蓄很深,便食之不尽,左右逢源,所以君子要自觉地有所得几”—这段话固键在“自得”,惟其能“

自得”,才能“居之安”、“资之深”、右逢源”而有所“深造”。这也就是说:读书人的心里绝不能4“自我”,

丧失了“自我”就一无所得
再看杜预的一段话。杜预是晋代名臣,以注疏牛左传》而m于世。他在《春秋左传序》中有一段话:“身为国史

躬览圳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减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厌

而饮之,使自趋之。攫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也。”意,4说:作为一国的史官,能

亲自看到一许多历史记载的资料,能广琪详尽地记录下来·它的文字款款道来,而意义又很深远,使读训人能知

道事件的始终,还能寻求到它涉及的枝枝叶叶,探究它州
切。读书人一定要有从容的时间和充足的条件,才能自己去追钻研,就好像被江海之水所浸泡,被雨露所润泽,

又如同春消,一切道理都能顺畅而行,这才是心有所得。
曾国藩把读书的趣味看作是从容不迫地优游于书籍之中,之在水,如鸟之在林,左右逢源,探始求终,从而有所

心得,一种自得其乐的愉悦,是一种恬静的境界。相反,如果有了
好胜之见参与其间”,则一切快乐愉悦都会丧失C子的名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这使我想起了
《论语·宪问》)
不论古今中外,一切大师哲人,
都把读书治学首先看作是自
修养之事,
看作是为了提高自己充实自己,满足自己甚至是愉悦自己的事。只有在自己的修养提高了之后,行有余力,才能

去提高、
、满足和愉悦别人,那才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至于专
为服侍别人、满足别人、愉悦别人,乃至哄骗、愚弄、取媚于别人而从事学习,就不是“君子之道”,而是“小

人之道”甚至是“妾妇之道”了。
北朝颜子推在《颜氏家训·教子》篇中有一段话很有趣:“齐
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
‘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奏疏
、书札),教其鲜卑语(少数民族语言)及弹琵琶(少数民族乐器),
稍欲通解,以此伏事(服侍)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
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你们)为之。”—他所讽刺的就是十

足的、标准的“为
人之学”。可见这种事“古已有之”,不过“于今为烈”罢了。
但“为人之学”总是少不了的,甚至是最风行的。古人所谓
“学得文武艺,货(卖)与帝王家”即是一例。我们现在则是先卖到
“考场”去,然后在人才市场寻求买主。但这条路会越走越
窄—此事牵涉面太大,非我所能说清楚,姑且置之一旁。
再来说“为己之学”,即所谓“士大夫之学”、
“通识之学”,
其实是一条最宽广的道路。余英时先生在此文的最后说:
“今天西
方所谓‘通识’,渊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教
育也以塑造完美的人格为最高的理想。从这一点说,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未尝不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教育有相

通之处。十九世纪以来,
西方教育因科技的兴起而走上‘专家’化的路向,但西方思想
家、教育家至今仍有不少人关怀着人文的‘通识’。士大夫的时代
 在中国已一去不返了,继之而起的则是现代
‘士大夫’的‘公民’。然而‘公民’离不开‘通识’。如果撇开具体内容不谈,从整体的精神着眼,那么曾国

藩的‘士大夫之学’对于中国现代的教育是不是还能有所启示呢?这是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士大夫’

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596页)
在这千人作“秀”,百“戏”杂陈的时代,人人眼花缭乱魂不守舍,我们教书的人要先来一次“招魂”,把“自

我”找回来。找回自我再读书,才可以在书中发现自己和充实自己,然后以一个真读书人的面目走上讲台,新的

教育将由此起步
所以“读书为己”应该从教师开始。

 4  心事

我写下这个题目“心事”两字,不觉自己也笑起来了。
一定会
有人问我:“你这个老头子,整天乐呵呵的,活得有滋有味,
能有
什么心事啊?”我只能用《诗经》里那句名言来回答他:
“知我者
谓我心优,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个回答显然
“言重了”,但是,一个人有思想有感情,活在这个世界上,
岂能没有心事?
就说2003年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仗还没有打起来,
全世界就议论纷纷,有主战的,有反战的;有主张速战速决的,有
“绥靖政策”的……由议论而争论,由争论而互相攻击。全世
界好像都卷入这场战争中去了。我还记得年轻时参加过多次游行
如“要古巴不要美国佬”、
“保卫苏伊士运河”、“支持黎巴嫩”
……那时好,不用动脑筋,举了旗子跟着别人上街就行,口号
喊累了还有一杯水两个面包的待遇。现在世道变了,发生了什么都先要自己思考,自己来寻找答案。这是好事,

但却加重了我的心事。
对于这场战争,我能说些什么呢?首先我是极度厌恶独裁者萨达姆的;但是美英两国又“师出无名”—伊拉克既

没有侵犯你的领土领空,又没有杀戮你的百姓,你怎么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呢?无论如何

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比如中国古代周武王伐封,还有伯夷叔齐两位老人出来制止,说这是“以暴易暴”,认

为武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孔子赞扬了他们,说他们是“求仁得仁”,照理说是不错的了;可是他的再传

弟子孟子却对武王伐封表示认同,他说“闻诛一夫封也”。即以为这是诛杀了一个“独夫民贼”。可见两位夫子

虽均为儒者,但彼此也有矛盾,难以统一。孔子、孟子尚且如此,我是今日一个极浅薄的读书人,又怎么能不困

惑呢?无论在理智上还是感情上都被这场战争扰乱了,觉得无话可说了,如果一定要我说的话,我只能弃权,用

句滑头的话“吾欲无言”。
再回想一下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件,今日看来,孰是孰非,都很难下结论,也常常令人陷于两难的境地。丢开不

想吧,又不可能,想又想不出什么名堂来,真成了心中的“千千结”,一直想到生命的终结,也就成了“死结”

,岂不可悲?
不去想它行不行呢?也不行。孔乙己先生说得好:“这是我们读书人自己的事。”由于读了书,就会想,会思考

,就要寻求答案。这其中有知识、有见解、有智慧,当然也有痛苦(永久的)和欢乐(一时的)。试问古往今来

的仁人志士学者通儒,有几个是带着满意的答案离开这个世界的?惟其有学问有思想,就有疑问有困惑。王国维

有两句诗,真切地道出自己的心事:“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我看“悔”似乎太悲观了,所以他

后来自杀;只是这个“疑”字.真是说到要害之处了。读书人的特点是:小学小疑,大学大疑,此疑既解,彼疑

又来·····一辈子在疑难中讨答案,心劳力瘁,却总是锲而不舍,永不放弃。一旦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

疑了,这就意味着他精神上的死亡。
胡适在1932年写的《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中说:
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

研究的问题!”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

得有一点信心。”我以为这三点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太重要了。“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我们心中常存

的疑问困惑,或者说就是我们的心事。心里常有一件两件事牵挂着,不要把它作为负担,要把它作为“业余的兴

趣”,而且有信心能够得到满意的答案,即使你自己得不到也要相信别人或者是以后的人会得到答案。总之,应

该以乐观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心事”,千万不能学王国维—我说的是他的自杀,别的我们还未必学得到。
几年前,我读过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一书的中译本,精彩至极。可惜买了好几本,都被人借

走不还了。好在夏中义先生在《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中第一篇就摘选了其中的一大段。在这一段的最后,

雅斯贝尔斯说:“精神贵族与精神附裔的区别在于:前者会昼夜不停地思考并为此形销体瘦,后者则要求工作与

自由时间分开;前者敢冒险,静听内心细微的声音,并随着它的引导走自己的路,而后者则要别人引导,要别人

为他订下学习计划;前者有勇气正视失败,而后者则要求在他努力之后就有成功的保证。”
写到这里,突然想到三四十年前对“精神贵族”的“声讨”和“杀伐”,心里又有一句话冒出来:尽管“贵族”

这两个字听来还有些不安,而且能不能成为“精神贵族”还有待来日,但毕竟,我们不再“附庸”了!

 

5   书中自有……


    这是曾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名言,据说是宋真宗鼓励人读书的话:“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

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有的人嫌它浅薄直露太俗气,我倒以为它的错误在一个“中”字,“书中”哪有这么

多好的东西?真有这么好的东西,岂不人人都钻到书里不出来?恐怕这些好东西还是在“书外”吧?它的原意是

: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功名富贵美女洋房都有份儿当然,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个不可缺少的桥梁—考试。考上了

,我才能给你;考不上,回家呆着去。
那么“书中”究竟有些什么呢?在我看来“书中”有的只是一连串疑问,靠你去思考、去探索、去追寻、去发现
有一套极好的书,·注意的人似乎不多,那就是商务印书馆在1996年刊印的《西方名著人门》,共9卷。该书是

由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的总编辑罗伯特·M·哈钦斯亲自选编的,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又是一位循循

善诱的大教育家,曾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校长。这套书原是编给美国青年学生读的,精选了西方古今经典名著的片

断,加以组织:第一、二、三卷是文学作品,第四卷是文学评论,第五、六卷是人与社会,第七卷是自然科学,

第八卷是医学,第九卷是哲学。各门学科都全了,而且每一篇选文前都有对作者和作品的介绍。
最值得介绍的是整套书前,还有主编和编者写的两篇重要文章,一篇是主编哈钦斯自己写的《致读者》,共16页

;一篇是编委会写的《导言》,很长,有113页。我以为就这两篇文章已足以印成一本书,可以指引我们走人西

方经典名著的殿堂。
哈钦斯在《致读者》中有许多精彩的话,我不得不把它们摘引下来:
“当今,有两件事情消耗着我们的时间,那就是工作和无所用心。随着大多数人工作时间的减少,大多数人无所

用心的时间也就增加了。·,·…现在最受人欢迎的是观看体育比赛,成千上万的人懒散地坐在那里,观看少数

人消耗精力和体力或在格斗中相互残杀,这表明,我们现在非但不愿运用脑力得到娱乐,而且也不再愿意运用体

力获得娱乐了。”(见该书第2页)
这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诗句“无聊才读书”,如今是“无聊不读书”或“无聊才看球”,直至“无聊上网去”。
“你若想过人的生活,就得正视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篇》开头所说的那句震人肺腑的话:‘一切人从本

性上说都渴望了解事物’。·····一切人都想理解事物,理解是一种脑力活动,是需要大脑付出努力的。”

(见该书第4页)
“能使读书不令人厌倦的惟一一件事,就是学到知识,也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学习当然也有可能使人厌倦

,使学习背上坏名声的是教科书,这一般并不是作家或出版家的过错。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知识就是事实。如果

教育是获取知识的话,则教育就应该让学生死记硬背事实。所以,教科书的内容就应该主要是让学生死记硬背的

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令教师、学生以及教科书作者都不安的考试,考试内容多半是检查学生是否记住了课本上

的事实。由此你便可以明白,为什么教科书必然使人感到厌倦。”(见该书第9页)
这种“厌倦”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甚至可以说,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就无法长成人。
哈钦斯还有更精彩的论述:
“我们还几乎可以说,使学习背上坏名声的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大都是在学校形成对学习的看法的。在现行

的教育制度下,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我们都不得不集体一块儿学习。大家知道,学生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头脑敏

捷的学生和头脑迟缓的学生之间的差别。但头脑迟缓的学生并不一定比头脑敏捷的学生差,尽管人们常常把他们

当作二等公民看待。实际上,头脑敏捷的学生往往只是敏捷一时,很快就不那么敏捷了。不过,我们在这里关心

的不是这两种学生孰优孰劣的问题,我们感兴趣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是存在的,他们的存在使厌倦的情

感几乎普遍地伴随着教育过程。头脑敏捷的学生由于远远超过其他学生的理解力而必然对学习感到厌倦,头脑迟

缓的学生则加b丧气,因而也会厌倦学习。”(见该书第9一10页)
指出了学习上的这两个误区之后,哈钦斯提出他的主张:
“在新的世界上,制度化的正规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使人们为过有学问的生活作好准备。为个人和社会的发展而

过有学问的生活,一向是所谓‘有闲阶级’的理想,我们如果愿意的话,现在将有可能追求这一理想。”
“最重要的是要养成习惯。我们应该抛弃所有幻觉,不再把适应社会和为从事某一职业作准备看成教育的目标,

从小知道运用头脑的快乐,就知道过有头脑的生活将带来的报偿。制度化的正规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使人养成过

有头脑的生活的习惯。”(见该书第15页)
这就是说:带着自己的头脑到书里去,书里什么都有;不带自己的头脑到书里去,书里什么都没有。
说到底,读书就是用眼睛去发现,用大脑去思考。有了这种习惯,人就渐渐站立起来了。


6  按书目读书


最近公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后面有一个附录,是《关于诵读篇目和课外读物的建议》,其中“诵读篇

目”姑且不谈,“课外读物”的书目倒是大可一议的。
    我的看法是:一,有书目比没有书目好,就如同到一个地方去旅游,有“景点介绍”总比没有好,所谓“老

马识途”;二,不必全按书目去阅读,应该有自己选择的余地,因为读书毕竟是自己的事,还如同到一个地方去

旅游,也要有自己选择的自由,不能“见庙就烧香,见菩萨就磕头”,这样的旅游既乏味,又累人,如“矮子观

场“,最后一无所获。
    说起书目,最有名的当数清末名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范希曾对它的补正。张氏一下子开列了两千多种

国学名著。他在《劝学篇·循序第七》中说:“如中士(即中国读书人)而不通中学,此犹不知其姓之人,无辔

之骑,无舵之舟,其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虽有博物多能之士,国家亦安得而用之哉!”可见这份书目

是为了’“保存国粹”而开列的。但是,书目再详密,也保不住“中学为体”的这个“体”的衰败—大量的新学

西学,蜂拥而人,使学风与士气为之一变。没过多少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接踵而至,“中学”奄奄一息

了。
“五四”以后,又出现了“整理国故”的运动。这“整理”二字极好,说明整理者是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学术

平等态度,以历史的眼光,来整理历史典籍的。胡适在1923年为清华大学的学生开列了一份《一个最低限度的国

学书目》,洋洋洒洒共五类165种,算下来可以读一辈子,而且还要长寿。后来他又压缩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

书目》共39种,从《书目答问》开始,至《红楼梦》为止。我核对一下,有一半没有读过,即使读过的,亦未必

能懂,其中的四种佛教经典如《法华经》、《坛经》等,实在不懂,惭愧惭一愧,"20年代的大学生”我是做不

成了。他还给中学生开了一个书·目,31种,可以抄列如下:《诗经》、《战国策》、《论语》、《庄·子》、

《荀子》、《楚辞》、《淮南子》、《论衡》、《左传》、《老子》、:《墨子》、《孟子》、《韩非子》、《

元曲选》、《史记》、《汉书》、《明葬曲选》,涉及的作者有杜甫、白居易、陶渊明、李白、韩愈、柳宗元、

王安石、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欧阳修、朱熹、杨万里、马一致远。从这个书目来看,勉勉强强,我“中学毕

业”了。而今日的-中学生,也许书名和作者都知道,书却是没有一本读全了的。·
是“世道浇漓,人心不古”吗?也可能,因为这毕竟是一个经历了“大革文化命”的时代,也是一个亿万师生“

围着考试指挥参棒转”的时代。不用说中国古代的经典,就是外国的“今典”,今日的青年,也隔膜得很,而且

他们的回答很轻松:“这些东西电脑l里全有。”但是,没有目录,你还是查不到呀!于此可见书目的开;列是

大有必要的了,犹如一个大款的儿子在他老子死后,至少也要明白自己能继承多少名目的财产。
可话又说回来,“财产”既然是你的,就应该按自己的需要去处理,也就是鲁迅先生在《拿来主义》中所提倡的

“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绝不能以诚惶诚恐的心情、顶礼膜拜的态度去“哮诵”。就以《论语》来

说吧,你喜欢多少就记住多少,你不能接受的就把它丢开,也许将来你的阅历多了,再读一遍,发现过去忽视的

倒大有道理,过去信服的却未必有其道理。用这种态度读书,对自己有益,对孔子也是种尊重,我相信老夫子在

九泉之下也会赞赏你的。
所以不必一定要在名人开列的书目指导下,一本一本按部就班地读。读书时只要用心,用心去体会、去衡量、去

审视,与作者交流对话,就“开卷有益”,久而久之,就能成为一个读书人,甚至有希望能成为一位“学者”。

但更重要的是养成一种习惯,形成自己读书的态度,这可是一辈子的事。
当然,从中学时期就有了读书和藏书的习‘r,按书目也好,不按书目也好,把自己喜爱的书一本本插在书架上

,朝夕相对,也是一件“赏心乐事”。我要提醒的一点是:你的书架要经常整理,新的读物要源源不断地充实进

来,陈腐的、没意思的书要不断地清除出去。再说一句实话:看到什么“豪华本”,一折就卖的书,千万不要沾

手,那是骗人的,如同旅游景点卖的伪字画假古董一般。读书人要读自己喜欢的书,读书人要藏自己喜欢的书,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7 我为什么反对读经

一百年来,以“弘扬国粹”为理由而鼓吹“读经”的呼声,似乎没有断过,算起来有五六代人了。只有上世纪的

五六十年代,大家都识时务,不敢提,因为举国都在唪诵别一种“经”。“文革”才结束,鼓吹“读经”之声又

起,而且海内外、海峡两岸遥相呼应,有办班的,有筹建书院的,有广为印制发行的,甚至还有“国际交流”的

,似乎成了一种气候,但效果却不见显著,因为大家都读不懂。
本来,读也好,不读也好,各有自由。你有鼓吹的自由,我有反对的自由;你有“弘扬国粹”的理由,我也有“

救救孩子”的理由。
先来说说“读经”的过去。孔子的时代是怎么教书的?不清楚,但在《论语》里大致可以看到,是谈话法,同古

希腊的苏格拉底差不多,有时师生之间还互相辩难,这就留下许多名言隽语,记载在《论语》里。这些话好不好

?今日看来有极好的,有一般好的,有可看可不看的,也有大可不必一看的。以后呢,随着孔子在历代王朝地位

的升迁,他的话不管你懂不懂,不管你认为好不好,都要读都要背。光读、背《论语》还不够,再加上《孟子》

和《礼记》里的《大学》、《中庸》两篇,合称“四书”,由南宋的朱熹集各家注解,编为《四书集注》,成为

元明清三代最基本的教材。非但要读,还要背;非但背正文,还要背注解———因为要考。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题

目就是“四书”里的话,然后考生用“四书”里的话语写成“八股文”,叫做“代圣人立言”。这样可以造成几

个后果‘一是学生的思想都被“四书”罩住了,用现在的话说是“思想不解放”;二是学生只会用“圣人”的口

气说话,别的话不敢说,久而久之也就不能说了;三是在这个脑袋瓜子上可以戴一顶官帽,用这种口气可以打打

官腔。其余的本事呢?一概没有。用清代名医徐灵胎《道情》上的话来说是:“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

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时文叹)))———所以才有19世纪末的“废科举”、“废八股”,

同时也就有“废读经”的呼声和行动,接下来“兴学堂”,“编新式教材”,使中国的教育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与国际接轨”。在这个问题上,北师大的郑国民博士有一本专著《从文言文教学到白话文教

学———我国近现代语文教育的变革历程》,说得很中肯,也很详尽。我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的教育尽管有

坎坷,有失误,有迷茫,但不管怎么说,、总比“读经”好。
但是不是就把古代的经典都废了呢?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毕竟是重要的古代历史文献、思想资料、精神资源

,有的还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关键的问题在一点:不要把它当“经”读。
    什么是把它当“经”读呢?你只要看寺院的和尚是怎么念经教堂里的信徒是怎么念经的,只要问问三十几岁

以上的朋友“文革”时是怎么“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的,就知道了。这就是“跪着读”:屈膝,表示

崇拜;低头,表示屈服;口中念念有词,表示信仰;脑子动也不动,表示毫无怀疑,全盘接受。
如果说这样做可以成为一个“好人”,我是杀了头也不能相信的,这样做的人只能成为一个愚昧的人、麻木的人

,或者是一个伪善的人。
“五四”的精神,就是启蒙的精神,让我们中国人从“跪着”的状态中站起来,学校里的学生再也不必以“读经

”的态度来读课本,我们应该“坐着读”了。
“坐着读”的书,不管是什么,都不是“经”而是“文”。清代学者章学诚有句名言:“六经皆史。”他把据说

是孔子整理的教科书《诗》、《书》、《礼》、《乐》、《易》、《春秋》等,都看作是“史”,即历史的资料

。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态度。我们今天看待“六经”或者“四书”以及一切古代文化典籍,也都可以这样

看,而从我们教师的角度来看,也只是一些可供挑选的“传统教材”。所以你可以选《论语》、《孟子》中的片

断,可以选《礼记》、《诗经》中的某些章节来教学生,使他明白古代人的生活是怎样的,古代人的思想是怎样

的,古代人说话是怎样的,觉得好的可以记住,并化为自己的语言;有兴趣的,自己还可以找书看,多阅读一些

,也可以扩大见识增加修养;认为是真理的也行;并不相信的也行;以后阅历多了,意见改变,过去相信的不信

了,过去不信的又相信了,也行。—总而言之,是用自己的脑子来衡量,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这就是我们应该

提倡的读书态度与方法。因而,这就不是“读经”了。
   今天,我反对办“书院”,反对读古代儒家“经典”,还有两点具体的理由:
一是“四书”、“五经”没有办法读。先说“五经”。《诗经》里面有几篇好懂的,往往都已选人大中学校的教

材里,作为古代的民歌和诗篇供学生阅读欣赏了;《易经》是占卜的书,除了有人将其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之类的话用作“格言”、“校训”之外,别的也没必要再去光顾它了;“三礼”烦琐至极,一点也没有用

;《尚书》,连韩愈都说它“估屈瞥牙”,比“绕口令”还要难读,而且比“绕口令”还要无用,不是专门研究

古代历史的,是绝对用不着读它的;最后剩下《春秋》,古人已讥之为“断烂朝报”,相当于今日报纸的“大标

题”,有什么读头?只有《左传》里的几篇略好,也已选人教材,如《曹判论战》等等,但不过数篇而已。——

—总之,“五经”不必读,也不可读。
“四书”呢?稍微好一些。《论语》可以选读其中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孔老夫子的事迹、意见和为人,他是

个“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老师,但绝对不是“句句是真理”的“通天教主”;《孟子》也可以选几篇读读,

孟子能言善辩,虽有时不免强词夺理,但有一股“气势”,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发言说话和写文章;《大学》是修

身”的教材,讲道理太简单,用一根“因果的链条”把一切都串在-起:“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世界上哪有的事?令人难以置信。《中庸》就更难懂也难行了,如

不是专门的研究者,不可能去读它。
“四书”、“五经”不好读,那就退而求其次,读后人编的“蒙学读本”吧,那就不能算是“读经”了,今日流

行的正是这些。“蒙学读本”有两个问题:一是极迂腐极庸俗;二是违反科学甚至违反常识。我们随便翻翻那些

流传最广的东西:
“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有意栽花花不发,

无心插柳柳成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增广贤文》)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

才。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虹名蜡练,乃天地之淫气;月里蟾蛛,是月魄之精光。……”(《幼学琼林

》)“四字女经,教尔聪明。娘边做女,莫出闺门。行莫乱步,坐莫摇身。笑莫露齿,话莫高声。轻言细语,缓步游

行。梳妆伶俐,洗浆浴尘。红粉不傅,肌肤自清。……”(《闺门女儿经》)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学问勤中得,萤窗万卷书。三冬今足用,谁笑腹空虚。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一”(《神童诗》)
这些“蒙学读本”一翻开,就臭气熏天,我不知道今天提倡读这些“经典”,印这些“经典”的人是何居必,是

什么用意,孔夫子活过来也会气死。
所以说,一、“经”不可读;二、所读非“经”。今日提倡“读经”者,绝对是误人子弟。1935年,傅斯年写过

一篇《论学校读经》的文章,其中说道:“当年的经学,大部是用作门面装点的,词章家猎其典故,策论家壮其

排场,作举业的人用作进身的敲门砖。念经念到迂腐不堪的极多,真正用经文以‘正心诚意’的,可就少了。这

本也难怪,经文难懂,又不切后代生活……若明白这件事实,便当了然读经的效用,从来没有独自完成过。
“我不知今之主张读经者,为的是充实国文或是充实道德力量?如欲以读经充实国文,是最费力不讨好的;如欲

以之充实道德力量,还要先有个时代哲学在。不过据六经造这时代哲学,在现在又是办不到的事了。
“今日学校读经,无异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若是教师自己说实话,‘不懂’,或说‘尚无人

真正懂得’,诚不足以服受教者之心;若自欺欺人,强作解事,无论根据汉儒、宋儒或杜撰,岂不是以学校为行

诈之练习所,以读经为售欺之妙法门?”
“读经”的最可恶之处是教人“先崇信,后理解”,甚至不必理解,盲目崇信。也就是把人当成“礼教”的工具

,丧失了人的独立性和人格。六十八年前,傅斯年先生把话都说透了,想不到时至今日,还有人要来提倡“读经

”,真不能不使人惊叹:反封建、反专制、反礼教的任务,我们远未完成;而启蒙的工作还需继续不断地努力。

没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人,是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的,更谈不上成为“世界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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